墨西哥人工智能发展滞后：仅8%企业使用，经合组织平均20%

人工智能已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承诺。如今，它已成为一种与劳动力成本或汇率同样具体的竞争力变量。将其整合到生产过程中的国家，能够创造更多价值，支付更高薪酬，并与那些等待观望的国家拉开距离。墨西哥目前并非领导者，但也未完全掉队：它正处于一个关键节点，未来两三年的决策将决定其最终将倾向于这两个群体中的哪一个。

墨西哥国家统计地理与信息研究所 (INEGI) 2024年经济普查——该国首次对人工智能采用情况进行的全面可比衡量——提供了初始诊断结果。在墨西哥，只有8%的雇员人数在10人或以上的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系统，而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为20.1%，丹麦、芬兰和瑞典等经济体的这一比例则超过35%。墨西哥数字中心研究主任阿尔贝托·法卡在研究报告发布会上明确指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采用的非常早期阶段，只有8%的企业正在使用人工智能。” 这一差距不仅仅是统计数据上的。它对生产和工资有着直接的影响。

可量化的滞后

墨西哥数字中心分析报告的重点不仅在于诊断结果，还在于它揭示了这种滞后的经济成本。根据2024年普查数据构建的计量经济模型（包含1,085个观测值，统计拟合度为0.974）显示，企业人工智能采用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每经济单位的总产出增长5.2%，每名工人的工资增加3.8%。在控制资本、企业规模和员工培训等因素后，这两项关联仍然成立。

这使得将与经合组织的差距具体化成为可能：这12个百分点的差异代表着未被创造的产出和工人未能获得的工资。这并非对不确定未来的预测，而是基于墨西哥企业自身数据的、当下已得到证实的相关性。

然而，有一项重要的精确说明。同一模型并未发现人工智能采用与就业水平之间存在稳健或统一的关系，这与国际经验一致：通用技术在对总工作量产生明显影响之前，会先改变所需的技能。数据确实表明，62%的工人预计他们的技能在未来五年内需要改变。

一个以两种速度前进的国家

8%的全国平均水平掩盖了值得单独审视的内部断裂。员工人数在251人及以上的大型企业，其人工智能采用率达到17%。中型企业为14%。但小型企业（11至50人）则停留在6%，这与大型企业存在2.8倍的差距。这种差距并非源于意图不同，而是源于在资本获取、专业人才和技术基础设施方面的结构性差异。

这种模式在区域层面也得到了复制。新莱昂州以12.6%的采用率位居各州之首，其次是塔毛利帕斯州9.9%和墨西哥城9.4%。而在另一端，恰帕斯州录得5.3%，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和纳亚里特州均为5.6%。领先州份的采用率是滞后州份的两倍，这表明人工智能的自发采用倾向于集中在已拥有更好基础设施和更高人才密度的地区，从而复制而非弥合了原有的区域不平等。

微型企业的案例揭示了这种断裂的最极端限制。它们占全国经济单位的95.4%，但其人工智能采用率几乎为零：0.1%。其中四分之三的企业没有互联网接入，这使得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与它们的日常运营现实完全无关。

真正的障碍：并非技术或可用性问题

一项2026年发布的分析显示，墨西哥94%的企业在将其劳动力纳入人工智能方面面临具体困难。最常被提及的三大障碍是：对数据隐私和法规的担忧（31%）；专业技能短缺（28%）；以及内部培训不足（27%）。 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表明瓶颈不在于技术获取（当今技术已存在且日益负担得起），而在于安全整合人工智能的组织和人力能力。

专业人才的短缺突显了问题的深度。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6月的数据，墨西哥仅有10,900名在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领域拥有两年以上经验的专业人士，这不到该国正规劳动力总数的0.01%。此外，只有20%拥有互联网接入的企业拥有信息技术或网络安全专家。

投资规模加剧了这种局面。墨西哥每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入约为6.55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0.037%。而要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其投入需要增加四倍以上。在研发方面，情况也无不同：该国投入GDP的0.3%，而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为2.7%。

哪些企业正在使用人工智能

总体诊断结果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确实有一些企业和行业正在运营人工智能并取得成果。在金融领域，BBVA 和 Banorte 将其应用于欺诈检测和风险管理。另一方面，在零售业，沃尔玛和 OXXO 利用预测模型改进了门店补货，而宾堡集团则利用人工智能规划销售点销售并减少损失。在制造业，CEMEX 利用人工智能提高其出货窗口的可靠性，Bafar 集团则通过将分析技术整合到生产和分销流程中，缩短了产品发布周期。

人工智能创业生态系统也展现出真实的活力。2018年至2024年间，该行业的企业数量增长了965%，为拉丁美洲最高增速。如今，该生态系统拥有362家公司，创造了约11,000个就业岗位，并吸引了超过5亿美元的投资。这些数字意义重大，但仅凭它们不足以改变整体生产结构。

毕马威的数据证实，在已采用人工智能的企业中，成果是具体的：72%的墨西哥组织报告称人工智能带来了显著成果，高于全球64%的水平；15%的企业已从试点项目扩展到大规模运营。这与8%的总体采用率形成鲜明对比，清晰地揭示了瓶颈不在于技术本身的效果，而在于获取技术的条件。

当下悖论：有原则无战略

科学、人文、技术与创新部 (Secihti) 和数字化转型与电信局 (ATDT) 发布了《墨西哥人工智能使用和发展道德与良好实践宣言》，该宣言以查普尔特佩克原则为基础。Secihti 部长罗莎乌拉·鲁伊斯·古铁雷斯指出，该文件“构成了指导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使用的公共政策决策的路线图。” ATDT 局长何塞·安东尼奥·佩尼亚·梅里诺也认同，其目标是促进“负责任的创新，为国家的社会福祉、包容性和技术主权做出贡献。”

该文件是机构层面的进步。但在该文件发布论坛上，专家巴勃罗·普鲁内达·格罗斯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仍然缺乏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墨西哥政府必须有一个计划来应对这个问题，并抓住地缘政治和战略联盟的巨大机遇。”

这揭示了定义当前局势的紧张关系。政府如今拥有一个公共人工智能培训中心，为25,000名学生提供免费课程；一个国家人工智能实验室；以及一份原则宣言。但它所缺乏的，也是政府召集的专家所指出的最紧迫条件，是一项具有可量化目标、中期展望和可验证跟踪机制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今天的宣言提供了指导；而一项战略则能付诸实施。

巴西的镜鉴与美墨加协定的压力

与巴西的对比具有启发性。这个南美国家自2024年起实施了“造福大众的人工智能”2024-2028计划：一项拥有明确主轴、划拨预算和技术主权目标的协调战略。巴西的企业人工智能采用率达到12.9%，而墨西哥为8%，这并非偶然。近五个百分点的差异反映了积极政策带来的影响，而墨西哥在此问题上却经历了六年无议程的状态。

地缘政治背景增加了紧迫性。未来几个月，墨西哥将面临与美国和加拿大的美墨加协定 (T-MEC) 审议。华盛顿已发布其《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该计划包含三大支柱：加速创新、建设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引领国际技术外交。墨西哥在谈判桌上没有相应的对策。正如普鲁内达·格罗斯在政府论坛上指出的那样，在该谈判具体化之前，该国需要明确“作为国家，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和使用逻辑中的立场”。

2030年的三种可能路径

墨西哥数字中心的分析预测了墨西哥到2030年人工智能采用的三种轨迹。

• 在保守情景下，受当前惯性影响，采用率将达到18.3%：该国将稳定在落后经济体的水平，而与领先者之间的差距将不断扩大。
• 温和情景下，这一数字将达到27.6%，部分趋近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
• 乐观情景下，若未来几年采取积极的公共政策、投资和机构协调决策，采用率将达到34.4%，与目前韩国的水平相当。

区分不同情景的并非可用技术。研究本身就表明：“未来几年做出的公共政策、投资和机构协调决策”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关于通用技术的历史证据是一致的：在早期阶段采取行动的国家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收益；而迟到的国家则面临着不断增加的趋同成本。

墨西哥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这个差异仍然可以被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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